“物质”一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希腊文中的“母亲”，意为“创造者”。它是宇宙间万物的源头和创造者，因此被视为所有存在的共同本原。人类对于这一本原的认识和解释却无法完全摆脱固有思维。
哲学物质观的发展反映了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化。这一过程源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科学的持续进步。从哲学物质观念的萌芽、发展到深化，再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物质论的形成，人类对于物质的探索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这个过程中，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与特定的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紧密相连。人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断突破限制，对物质的认识由片面到全面，由肤浅到深刻。
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唯物主义哲学，试图揭示物质的本原，对物质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正确观点，为科学的哲学物质观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观点也受到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带有时代的特色。
关于物质概念的认识，第一阶段是以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为代表，用物质的具体形态来代替物质。这是人们最初对物质概念的认识，也是最容易被感知和接受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尝试用日常生活中的水、火、木、金、土等物质形态来解释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例如，“五行”学说认为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相互制约、相互转化，是世界的本质表现。另一个例子是“气”，它指的是一种极其细微的物质形态。唯物主义者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本原。这些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长期存在，是具体物质形态代替物质的典型范例。
物质概念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则从物质结构角度进行解释。这主要体现在近代经典物理学中。经典物理学研究客观物理现象的各个物质学部门，如力学、声学、热学和分子物理学等。在经典物理学发展初期，科学家们认为物质不是无限可分的，存在最小单位的思想。这种观念在西方哲学中也有体现，如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种子”或“原子”概念。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的性质和结构有了更多的认识，经历了分子说、元素说和原子说等阶段。
在对物质的这些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科学家们给出了物质的概括定义，并探讨了物质的一些固定不变的性质，如占据空间、有固定不变的质量等。人类对物质概念的认识第二阶段是以物质结构为特征的，相较于第一阶段有了显著的前进。虽然还只停留在物质结构的范围内，但这种在综合的实物形态中寻找最初结构的研究方法为物质概念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这一阶段的认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了解物质的无限可分性；二是未能用科学的抽象和概括来解释物质，实际上还未完全摆脱第一阶段的具体物质形态代替物质的思维方式。
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其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和现当代哲学。西方哲学史与科学息息相关，与宗教相互渗透、调和而又相互对立、斗争。随着的兴起和封建统治者的支持，西方哲学曾一度沉没于宗教之中。但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哲学的独立发展，哲学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走向更为独立和科学的发展道路。对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关系问题的探讨是西方哲学史的主要问题和特点之一。
中世纪时期，哲学几乎完全被教会所主导，科学同样经历了相似的命运。在古希腊的早期，哲学与科学尚未明确区分，然而到了中世纪，哲学与宗教神学紧密融合为一体。
中世纪的哲学争论，如实在论与唯名论之争，与宗教的普遍教会与地方教会、普遍教义与个人信仰的争论相互交织。在这种交融中，哲学成为了宗教的一部分。尽管经院哲学在运用理性、思维为宗教服务的也维护了理性、思维的作用，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它并非完全否认理性的重要性。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欧洲发生了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结束了教会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哲学逐渐从宗教神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现代哲学的特征之一是哲学与宗教、思维与信仰的分离对立。
近代哲学的代表人物法兰西斯·培根明确主张哲学应当与神学分离，理性真理与启示真理各有其独立的领域。近代哲学体系中虽然有许多渗透着宗教神学，但总体上，哲学与神学的对比中，思维与信仰相比，前者占主导地位。他们所讲的宗教和神大多已经理性化或人本化。
西方近代和现当代哲学在与科学的关系方面也有其独特之处。近代自然科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摆脱神学而获得独立地位。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古希腊，它们之间有了明确的分工。哲学思想主要通过专门的哲学概念来表达，而不是寓于其他具体科学（包括学、政治学等）的内容之中。
近代和现当代哲学与科学之间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越来越紧密，近代和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阶段性是与近现代科学发展的阶段性相适应的。比如，17-18世纪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状况对哲学的形态产生了影响。康德的星云假说打开了形而上学思维的缺口，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和新成就促使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形态的演变。
孔子是我国古代的教育家、思想家、音乐家，最早且最有影响地推广音乐教育。他的教育思想体系中重视音乐教育的育人功能，把乐教作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的教育内容涵盖了“文、行、忠、信”四教，其中“乐”是“文”教中的重要科目。他认为在人的全面修养中不能缺少音乐，缺少音乐才能的人不是完整的人。与此相应，孔子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思想。
与此相比，柏拉图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创建了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的哲学思想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但与孔子的教育思想体系有所不同。
无论是西方近代哲学还是我国古代教育思想，都强调了音乐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音乐教育的育人功能得到了广泛认可，并在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柏拉图高度重视音乐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音乐对人的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甚至强调“音乐教育要比其他教育重要得多”。（柏拉图《国家篇》）他主张音乐是国民教育的必修课，儿童从小就应该学习音乐。
在柏拉图设计的教育计划中，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17、18岁前都必须致力于体育和音乐的学习，并将音乐作为重要的必修科目。之后，他们还需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学以及音乐的数学理论——声音学。当孩子们年满30岁，其中的优秀者将进一步学习关于“善”的科学——辩证法或哲学。
柏拉图还指出，用文学介绍人类的伟大业绩，用音乐揭示美的真谛，使生活充满节奏和旋律，和谐优雅。儿童阶段的音乐教育尤为重要。良好的音乐教育能够深入儿童的内心深处，塑造他们的性格。受到良好教育的儿童会变得温文有礼，对丑恶的东西产生反感，对美好的事物产生赞赏，并从中吸取营养，使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
与此古希腊的斯巴达为了培养有修养的斗士和管家，也重视音乐教育，将其与宗教舞蹈和军事训练相结合，以达到节制和修养的目的。而雅典教育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制度，男孩需在学校学习音乐等。
孔子也高度重视音乐德育教化的社会功用。他认为音乐可以宣扬仁德、仁政，使人际关系和谐，等级关系协调。孔子把音乐作为治国的一种手段，与礼仪相互配合，旨在用音乐来修养人的内在品质。他相信优秀的音乐可以改变人的精神面貌，影响人的行为，促使人们形成完美的性格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孔子还提出了音乐美学的评价标准——“尽善尽美”，强调音乐的思想性和教育作用的同时也要重视其艺术性。孔子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
柏拉图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孔子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音乐教育不仅仅是审美的对象，而是利用音乐的审美特征培养人的鉴赏美、感受美、创造美的能力。他们特别强调音乐对人的情感、品质的影响力和教化作用。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的音乐教育理念对世界文化有着重要的贡献，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提高音乐教育的功用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